三十三岁那年我失业了。写了十年代码,公司一夜间解散,我回了老家临河县,在县殡仪馆当起临时入殓师——上夜班。 夜里接尸,夜里看冷柜,焚化间缺人就顶上去。我以为最难熬的不过是尸臭和夜长。 直到那天,我给六叔整理遗容。毛巾刚贴上他的耳根,那只本该平放的右脚,脚趾轻轻向上勾了一下。 从那天起,什么都对不上了:冷柜里的女尸脚踝上有两圈乌青手印,宿舍门口摆着一双灌满河泥的湿布鞋,而我自己的脚踝上,一夜多出一圈攥出来的青紫,正中间缠着一根往外渗水的黑线。 师傅老马说,水鬼认人,先认脚——别洗脚,别应声,水里那东西最会学人说话。寿衣铺的富贵叔认出了那批货:十年前从泰国回流的黑线寿衣,一件衣裳,一笔死人账。还有个撑黑伞的男人追了这条线二十年,只留一句:他们要的不是你的命,是你替货顶的名。 断了联系的老同学也因为这个夜班凑回一张桌上——修摩托的阿勇、开烧烤店的大军,还有我从初中就不敢开口的小曼。真撞上事了,第一个被叫过去的还是我。 六叔到底怎么死的?那件寿衣为什么是湿的?我脚踝上的黑线,什么时候才肯松开? 为了这三个答案,我从临河县殡仪馆的停尸间,一路追到了泰国北部那座山城。